中情局干預內政 美政經利益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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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 中情局干預內政 美政經利益雙收
一、

約翰．柏堅斯（J. Perkins）的《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下稱《經濟殺手》）出版不久，筆者於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及之後）在本欄寫了二三數篇頗為詳盡的介紹，昨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結集《蕩魄驚魂》（台北遠景社）找到題為〈世銀行長換人　新保勢力膨脹〉這一篇，「文不對題」，有誰想到與「經濟殺手」有關。大概是這篇小文（也許是談同書的另文）發表後，這本書為內地出版商看中，除了購買中譯版權，還要求用拙文為柏堅斯書中譯的「序」（或「導讀」），出版社及譯本書名偶忘，書一時找不出，只能含糊其辭。

《經濟殺手》出版後頓成暢銷書，其不見經傳（有點名氣的都拒絕出這本書）的出版商Berrett Koehler的網站稱「再刷」多次，一共賣了八十五萬餘冊—相信還會引起另一次買書熱—銷量極佳，然而叫座不叫好，此書不僅招致來自四方八面的攻訐、抨擊，美國國務院更於二○○六年二月二日在其網站（America.gov）發表題為〈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或大話西遊〉的「文告」，逐點批駁本書內容並指柏堅斯信口開河（fantasies）；不少資深論者（包括《經濟學人》北美編輯）且在主流媒介撰文，認為柏堅斯理據薄弱、求證不足，有人甚至認為這是本「廉價小說」。期間，本報同文原復生及關愚謙諸君多次撰文評介這本書。

由於無法提供確鑿證據，柏堅斯欲辯無言，這數年來，除了繼續著作揭露美國政府不可告人的勾當，他低調寡言，以非政府組織「改變夢想」（Dream Change）之名，默默在厄瓜多爾做義工。

大學畢業後柏堅斯因逃避兵役在「和平工作隊」（Peace Corp，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一年成立，招募志願者在世界各落後地區當義工）工作時，為世銀的顧問公司Chas. T. Main相中，經過近二年的在職觀察，被聘為「經濟學家」（柏堅斯只有「不入流學府」的學士學位，接聘書時大吃一驚），任務是向公司提交落後國家的經濟報告，目的在「協助」這些國家爭取世銀的貸款。

柏堅斯於一九八○年辭去這份工作，從商，做環保生意，賺了點錢，賣掉生意當義工；一九八九年擬寫書揭露「經濟殺手」（Economic Hit-man，縮稱ＥＨＭ）的勾當，但有公司（他沒交代名稱）高薪請他當顧問，條件是不寫書。二○○一年「九一一慘劇」發生後，他「良心受譴責」，不顧一切寫成這本書！

什麼是「經濟殺手」？柏堅斯指出是一群高薪的職業騙子，欺騙對象是有資格接受世界銀行之類的國際性組織、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及其他先進國家援外機構援助的發展中國家，其過程為在私人機構服務的「經濟殺手」提出種種「明天會更好」的基建藍圖甚至擴軍以強化國防等大計劃，再鼓如簧之舌，說服這類有條件向國際機構「伸手」的窮國借進或向富國「乞得」巨款進行國內建設、促進經濟繁榮提高就業；而在此「說服」過程中，「經濟殺手」所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那包括賄賂、色情交易、做假賬、操控大選甚至殺掉不肯合作的國家領袖或發動政變達致改朝換代扶植乖乖牌政客上台的目的；而操控這種非法勾當—直接或間接介入—的幕後推手，便是冷戰期無所不在的美國中央情報局（ＣＩＡ）。柏堅斯的「指控」，與國際間對ＣＩＡ的傳聞頗多吻合，可惜他雖有第一手經歷卻苦無白紙黑字的佐證，其書受同行駁斥排擠猶其餘事，國務院亦罕有地發表「聲明」，顯見事態絕不簡單。

二、

今天為什麼提此舊事？原因很簡單，因為有四位美國學者（經濟學及政治學教授各二）去周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發表題為《商業帝國？—冷戰期政治對貿易的影響》（nber.org/papers/w15981）的論文，他們以解凍「機密文件」提供的資料，指證ＣＩＡ干預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其中一項任務是協助「經濟殺手」說服那些對美國官員和專家言聽計從的政府大買美國貨；而購買美國貨的資金來源，當然是西方富國政府或如世銀這類國際性機構。論文未提柏堅斯的名字和書名，惟可視為間接為他「平反」的著作（不直接為柏堅斯「平反」，可能是其書中有不少因為沒有確鑿證據寫起來有點天馬行空的段落）。這是筆者揣測《經濟殺手》可能再度暢銷的原因。

這數位分別在紐約和哈佛大學任教的教授，着實做了很多工夫，他們爬梳了冷戰期ＣＩＡ十分活躍（主因是為了抗衡蘇聯國安會〔ＫＧＢＬ〕的活動）的一百五十六國的貿易統計，結果顯示其中約三分之一國家在ＣＩＡ於幕後發功使之成為親美（西方）政府後，購買美國貨的數額莫不大幅上升；而ＣＩＡ採取的行動，包括做大量文宣工作、散發親美傳單、在大選中資助親美政客及使其對手「中立化」（Neutralizing）以至發動政變等。ＣＩＡ的斑斑劣跡俱詳細地記錄於論文第二章（CIA Intervention Data）之中。

不管在共和黨或民主黨治下，華盛頓政府和國會山莊都必須照顧所謂「軍事—工業集團（綜合體）」（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利益，此「綜合體」的勢力在華盛頓根深蒂固，它策動海外戰爭，輸出飛機大炮坦克槍械，在戰爭過後，基於人道精神和援助友好國家的政策，世銀（和國基會及其他國際非牟利機構）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均會伸出援手，貸出巨款重建被戰火摧毀的基本設施或搞好經濟以鞏固政權，而這些工程及採購合約，通過「經濟殺手」的活動，絕大部分落入美國跨國大企業—其他西方國家得益不大—之手。

從「經濟殺手」說到「司法經濟學」．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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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 經濟學家當偵探 統計數字見真相
三、

經ＣＩＡ「動手術」後「變天」的國家，在政治上傾向美國，在經濟層面，最顯著的變化則是進口美國貨數額大增；她們購買的美國貨，主要是軍火、發電站及批出基建合約給美國公司。

在美國說客（「經濟殺手」）努力下，不少後進國家獲得大量「經援」，然後大購美國貨，只要這些物資為其所需而貨色只有美國才能提供或價格最具競爭性，交易並無問題；問題是《商業帝國》明確指出當中大部分物品，美國貨根本沒有市場競爭優勢（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in producing）；更有甚的是，這種貿易絕對向「美國傾斜」，是單邊而非雙邊貿易。這即是說，只有這些國家大購美國貨而美國政府及企業並無採購她們的出產，完全不是「互補有無」而是只對美國出口商有利的貿易。

ＣＩＡ「擺平」政府之後，美國的經援、軍援及糧食救援相繼而來，而進出口銀行貸款（低息貸款）以至世銀等的貸款源源奉上；如影隨形而來的是這些政府直接購買美國貨的數額上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論文指出那些獨裁專制國家特別容易受ＣＩＡ（及ＫＧＢ）的影響，而在她們被ＣＩＡ（及ＫＧＢ）「臣服」後，其政權本質並無絲毫改變，此時美國已得其所哉，把統治層收為己用，政治及經濟利益雙收，便不再高談自由亦不再鼓勵她們在「民主化」上着力了！筆者過去老想不通，為什麼那麼多親西方國家多年來仍行極權獨裁統治而美國隻眼開隻眼閉，至今「真相大白」。

《商業帝國》引述另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在伊朗、危地馬拉、古巴和智利這些ＣＩＡ曾明目張膽干預其內政的國家經營的美國企業，其股價在ＣＩＡ的顛覆計劃獲當局批准後，便開始上升……。那顯示有知情人士把ＣＩＡ的秘密行動在未付諸實行前便洩漏給和他們有聯繫也許有商業利益輸送關係的投資者！

冷戰結束二十餘年，ＣＩＡ的活動是否「俱往矣」，不得而知，但美國軍火仍然壟斷世界市場，有此成績，其中必有政治介入，而這與ＣＩＡ活動有沒有關係，有待日後學者為我們查找真相。

四、

《商業帝國》引出「司法經濟學」（Forensic Economics），這門經濟學新旁支，新世紀以來慢慢興起，尋且有成為顯學之勢。這一派經濟學者致力於分析一些不尋常的跨國經濟活動（金錢交易），從而暴露其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種見不得光的勾當，妨礙了公平交易的進行，因而經濟學家見義勇為，予以揭發。「司法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涵蓋教師在考試中的作弊、建築商偷工減料、不必要的外科手術、國際體育大賽評審運作、軍火交易內幕以至違反聯合國禁運的走私活動等。而以筆者的有限閱讀，認為《商業帝國》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司法經濟學」的方法，抽絲剝繭從經濟數據，揭露、證實了美國政府假其情報機關之手為大企業效勞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力量介入政治變動後的經濟受惠者，主要是美國，這解釋了何以受美國的「感召」出錢出力的「盟友」在事後都怨氣沖天的底因—因為她們都無法分享政治甚至軍事干預後衍生的經濟利益！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事業講座教授費思明（R. Fisman）去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一篇題為〈司法經濟學的崛興〉的短文（hbr.org: 〈The Rise of Forensic Economics〉），介紹司法經濟學家在揭發數宗官商勾結行賄貪腐案中所起的作用。這數宗「大案」是法國大企業阿斯通（Alstom）通過行賄在全球取得多項政府基建合同；世界聞名的德國西門子和美國賀里伯頓（Halliburton，與新保勢力有密切關係的公司）以「不正常」手段接進海外合同，均是精明的審計人員及機警的調查商業犯罪的執法人員所發現。費思明指出，司法經濟學家具備同樣工具和功力，他們剖析統計數據，揭發「做成交易」背後的潛在動機，進而把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利益輸送，公諸於世；只要有完整的統計，司法經濟學家便不難查找出不法交易的蛛絲馬跡。這一派經濟學家又從股價的不尋常波動，很快便梳理出若干企業漠視聯合國禁運偷運軍火給安哥拉（安哥拉內戰這些軍火商盈利上升股價上漲；停火內戰兩造俱不必購買軍火，這些公司盈利與股價俱挫）的脈絡；他們對九十年代從香港把中國徵收高關稅物資偷運進內地的情況，從貿易統計數據上便見端倪—司法經濟學家比較香港的出口及中國的進口，發現「高關稅」貨品在貿易流程中消失（它們通過「大飛」越境進入大陸當然不必報關）……。數年前聯合國爆出在伊拉克的「石油換糧食計劃」上的貪污舞弊，亦是司法經濟學家的傑作……。法國駐台十五年的軍事技術顧問團已決定全部撤走，等於中斷與台灣的「軍事聯繫」，此事皆因台灣法院裁定法國在軍購案中應向台灣賠償八億九千一百萬美元而起……。總之此中黑幕重重，但願台灣的司法經濟學學者能在「拉發葉軍購案」上有所作為！

司法經濟學如能獲得那些由政府秘密保管的數據，當能盡早揭發貪污瀆職醜聞，可惜這些賬目大都在事發後若干年，有的甚至要等當權者落台（如智利大獨裁者平諾齊〔Pinochet〕被推翻）後才有機會公諸於世，令司法經濟學家無法及時作出剖析進而不能收懲戒貪官及阻遏破壞市場自由競爭的不道德商業活動之效！

為了彌合這種缺失，司法經濟學界近年正致力尋求政府的合作，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環球司法經濟學實驗室」（Global Forensic Economics Laboratory），以之作為與政府合作的橋樑；負責任政府對這種訴求應予正面回應，因為通過這一渠道，才能恰到好處地遏制官商勾結進而達致廉政的最高境界。政府與學者合作的可能性不低，一九二三年成立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便是通過協調各國力量共同打擊跨國犯罪，這等於國際刑警已建立了有效的聯絡機制，與學者合作因此不應有問題。

迄今為止，歐洲學者對這門新的經濟學旁支似乎較為熱中，於二○○四年召開首次會議的「國際司法經濟學年會」均於歐洲舉行（愛丁堡、都柏林、佛羅倫斯、巴塞隆拿、伊斯坦堡及杜布魯尼克〔克羅地亞〕），今天（六月三日）召開的第七屆年會便假座丹麥的哥本哈根……。

有進一步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達茅茨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Eric Zitzewitz去年十一月為《經濟學文獻學報》所寫的〈司法經濟學〉（可於該校網站〔Dartmouth.edu〕免費下載）；這是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對「司法經濟學」作了頗為透徹的解釋。

從「經濟殺手」說到「司法經濟學」．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