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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國民黨所掌握的中華民國政府將228事件等同為共產主義、台獨,造成外省族群對事件的負面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使得在 1950-61 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有高錄取名額的優惠。其次,實際上更重要的另一個取得公務員資格的管道--- 特種考試,雖然沒有分省區定額錄取的設計,但是其中 1958-81 年間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使得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公務員資格,出生世代與 1950-61 年間參加高普考者大約相當的外省人,實際上是享有省籍優待的;這樣的優待雖然早已結束,但外省人獲得的優惠仍會讓許多下一代繼承(以統計論,子女的成就與父母的社經地位成正相關)。[33]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獲得政府有利消息,讓本省人長期在社會、以及婚姻上、就業上對外省族群的相當排斥感[34]。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超英之父張月澄和台灣五大家族的「基隆顏家」顏國年子顏滄海是少數被釋放的知識份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35]。」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造成台灣人對於軍人、公務員等相關行業的畏懼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政府堅持大中國法統的制度,與國民大會虛設各省代表一般,客觀上限制了台灣人在政治、經濟與傳播等各重要領域的參與。例如:早期公務人員的考試錄取名額上是以中國各省的人口數比例來制訂的,所以,在台灣雖然以台籍本省人口為多,導致錄取的人數卻是外省籍居多,[36]此種現象至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開始在人事上採取『專業化』、『臺灣化』、『年輕化』政策因應,才使得政府機關開始邁向今日本土化的腳步。 |